第四节　“训政”终结与“行宪”开场
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施行，但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仍在继续，必须等待选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召开大会（即行宪国大）并选出总统之后，才能宣告“训政”终结，实现“还政于民”。所以，在实行“戡乱动员”、加强“剿匪”军事和镇压异己的同时，国民党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进行民意代表选举，准备召开行宪国大，完成由“训政”向“宪政”过渡。
国民党认为宪政可以为其一党统治立下合法性基础，“争取选举之胜利，俾以民主方式，取得民众之信托，掌握政权，实行本党主义，贯彻本党之政纲政策”。但“宪政”与“训政”毕竟有区别。在“宪政”体制下，总要做一些民主的表面文章，因此“戡乱”与“行宪”本不无矛盾之处。“戡乱”要求限制人民自由，加强全面统制；而“行宪”则要求保障人民权利，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内不少人担心因“行宪”而影响“戡乱”，对“行宪”态度消极。白崇禧建议：行宪国大应予展期，俟军事胜利后再开。戴季陶认为：“在全国动员之时期，是否宜于举行大选，是宜详加考虑，不可视为手段，更不可视为儿戏。”不少地方机构，如浙江、广东、河南、台湾、热河省参议会等亦致电蒋介石，主张不必“在内乱未息之际，粉饰太平”，建议暂不召开行宪国大。国民党中常会经过研究后认为：用党、政、军全力办选举，不可不慎重；以各地竞选情形，选举完毕后，本党内部一定分崩离析，民青两党因不满选举结果而横生枝节，何能集中力量“戡乱”；再者，一切问题均决定于“剿匪”之胜败，胜则迟选亦无妨，败则选举虽十分美满亦无补于土崩瓦解。但他们也认为：宪法实施程序由国大通过，政府无权变更，延期无异违宪；而且国内外舆论因解散民盟而怀疑本党是否有行宪诚意，如果宣布停止选举，将使怀疑益深；再者，党内问题由来已久，如因此而蒙违宪之名，本党地位将益形低落。11月4日，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将中常会的意见呈报蒋介石，请其作最后决定。蒋介石的想法不无矛盾之处。他一方面认为，“本来就现在的情形而说，共产党如此嚣张，社会民生如此不安，我们惟有集中力量，消灭共匪，根本就不应举办选举，以分散剿匪的注意力”；但另一方面，实行所谓宪政又是国民党多年宣称追求之目标，社会各界有较大压力，美国亦总以“民主”为由对国民党有所指责，继续“训政”不无困难，因此“为要适应环境，不得已而举办选举”，演一场给人看，尤其是给美国人看的政治秀。蒋介石因此决定：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