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政治目标压倒一切的考虑，“革命批评”绝对不会有任何方法论上的限制，必须实行最彻底、最开放、最自由的策略，即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意图和开放灵活的策略选择，“革命批评”拒绝一切程式化、机械化的教条，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批评路线。①
对于“革命批评”,我们必须有着坚定不移的政治目标，运用无限灵活的批评手段，达到摧毁与建设的双重效果，使得“革命批评”成为一种真正具有文化实践和创新力量的话语。参照当前的社会形势，基于批评与政治的联系已经出现良好的势头，伊格尔顿对“革命批评”的前途持有乐观的态度。
与威廉斯试图将文学文化与物质文化关联起来走向一种温和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相比较，伊格尔顿更倾向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改造现实秩序的政治要求，社会主义无疑是对珍贵的自由人本主义遗产的扬弃，其批评理论的动机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结构、阶级构成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问题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一方面增加了批判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批判的角度，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去批判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形式。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英国的新左派，“由于新左派的出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社会主义，它能够使激进的选择得到普及，并鼓励英国左派内的争论，以便组织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②。在这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可以说是深刻地体现了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其理论批判的效果存在问题，即形式方面批判的有些过度，而在内容方面的批判则不够，出现了过犹不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