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心外无理。
这种回答，乍一看去像是朱熹的，但实际上不是。前面我们说过，朱熹是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去寻找问题，而王阳明则是面对问题时，才来探究问题。
虽然如此，但很多人对上面的回答肯定不满意。实际上，如果你翻遍《王阳明全集》和《明儒学案》和关于王阳明的一切，你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王阳明谈的都是儒家思想灵魂中的三纲五常，也就是伦理学，他对自然科学的探寻恐怕只有那次失败的格竹子事件。
以今人的角度来看，在这点上，王阳明逊色于朱熹。朱熹虽然也有理学家倾向于伦理研究的特征，但他也喜欢探究自然科学。研究朱熹的专家说朱熹使用各种天文仪器探索宇宙，还说他对节气的研究已可使他跻身专家行列，更说，石油就是这老头发现的（石油应该是沈括发现的）。
中国人和西方人有个明显的差异。中国人喜欢在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而西方人则喜欢在和大自然的搏斗中获得幸福。王阳明就是中国人里典型的代表，他在自己心学史的论述中，“心即理”就是解释人际关系的伦理学的。把“心即理”这一法则从伦理学中拎出来，放到别的学科中，就有点重心不稳、摇摇晃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