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官学相比，汉代私学有很多特点。私学由学者自办于民间，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私学的教学内容比较多样化，学术色彩也比较浓厚，师生多抱着潜心治学的态度，特别是在汉代政治动乱之时，各军阀混战不已，官学时兴时废，唯有私学师生，隐居山谷“精舍”中，潜心治学。私学的教学也比较有生气，学生可以自由择师，班固、郑玄等人甚至“学无常师”，博取诸家之长。教师也可以自由讲学。因此，许多私学出身的学者，其水平往往超过了官学博士。如戴凭曾公开声称“博士经说皆不如臣”。光武帝让诸儒及群臣中能说经者与之辩论，竟无人能驳倒他。在《后汉书》所记载的百余种各类经学著述中，90％以上均为非博士的私家经师所纂，由此可见私家传经在汉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汉代私学教育作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在汉代教育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承担着繁重的教育任务，其生徒数倍于官学生徒。汉代官学系统中启蒙教育匮乏，而私学则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蒙童教育。私学教育还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发展。官学讲经，以今文为限，而古文经，甚至黄老、道、法、刑名等学，均靠私学教育得以传播和发展。相对而言，官学笃守家法、师法之风甚盛，而私学却缓和得多，许多私学经师都是兼通今古文的，他们广采众说，遍注各经，自出新意，著书立说，绝非那些只专一经、墨守章句者可比。这种风气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汉代私学还特别重视气节的培养，不少人不畏强权，不慕禄位，誓死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敢于批判社会现实，这种优良传统在后世书院教育中得到进一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