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尼采、叔本华、克尔凯戈尔等人的文化选择是有所差异的：对于尼采而言人的自由意志的张大与超人本身就是目的，然而，鲁迅的“任个人”与“张灵明”乃至培植超人都是手段，拯救灾难深重的华夏才是目的。正是在这里，显示了鲁迅是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拯救家国社稷的现代传人。鲁迅这种强烈的现实使命感使他不可能一味地沉入主观、自我，更不可能遁入“艺术之宫”或“象牙之塔”，而忘记了自己要拯救的民族的现实——社会客观性，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将鲁迅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鲁迅不喜欢逃离现实、缅怀中古的德国浪漫派与英国湖畔派，而喜欢具有战斗品格和反传统精神的“恶魔派诗人”的浪漫主义。鲁迅对法国为艺术而艺术的象征主义也没有兴趣，而更喜欢俄国安特莱夫、迦尔洵等具有写实性的或者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象征主义。在鲁迅的小说中，即使像《狂人日记》那种浓重的抒情与面对几千年传统的象征寓意，《故乡》与《伤逝》那种深情的怀旧和浪漫的独白以及《兄弟》对人的潜意识的开掘，也都展示了主人公赖以活动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尽管《幸福的家庭》中有意识流的技巧，从《孤独者》中能听到拜伦与尼采的“恶声”，而《铸剑》则是一篇具有现代意味的浪漫传奇，但是，鲁迅又表现了在现实社会中，“幸福的家庭”是难以存在的，“孤独者”也受到了“众数”的迫害，所以鲁迅让人们“铸剑”向现实的暴君和良民“复仇”。因此，鲁迅是以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为主导并兼容了现实主义。[1]可见，欧美学者过于强调鲁迅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甚至以此作为鲁迅全部的艺术选择，固然是谬误的；但是，国内的一些学者却把鲁迅仅仅是兼容的现实主义作为鲁迅全部的艺术选择，并以此解释鲁迅的小说，也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