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5日，财政部处长张肇元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说：“现在财政是困难已极，上海虽然克复了，但关税方面尚无具体办法。目前预算要一千二百万，湖北的收入还不到三百万。”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维持庞大的军费和政府开支，4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决定组织战时经济委员会，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苏兆征等五人为委员，试图采取特殊办法渡过难关。
战时经济委员会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实行现金集中，由武汉政府控制并掌握硬通货，作为准备金，以维持纸币信用。具体做法是，先将汉口各银行存款封存起来，各银行一律停止兑现，一切汇兑都由中央银行经理，非经财政部特许，绝对禁止现洋、现银出口。为了保证计划的执行，武汉政府派出军警对各银行进行监视。但由此一来，武汉立即成为纸币世界，导致物价飞涨。人们纷纷以高价购买铜元，甚至竞相购买邮票保值。不少商店关门歇业，转为黑市交易。由于在汉口的各外国银行并不听武汉政府的命令，一些商人乃绕过中央银行而走外国银行的偏门，这样一来，在汉口便出现两种不同的汇兑率。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广东等地银行宣布停止与武汉金融往来，声称“一致对汉口经济绝交”。蒋介石发出布告，规定凡汉口的中国、交通两行钞票不得在他省兑现，并禁止长江下游各地的现金运往武汉，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1920年代的武汉号称是“内地贸易之总汇”，在国内贸易网络中具有特别的地位，而对外贸易则须借径于上海，金融之缓急，亦主要视沪、津等埠为转移。因此，当沪、京、津等埠银钱界宣布与武汉断绝金融关系后，对武汉的商业与贸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凡平时恃汉埠以为集散之货物完全梗塞，所有汉埠经济上之价值，贸易上之地位，亦随以消灭无余。”故外埠舆论咸认武汉政府此举“其愚实甚”。如《国闻周报》著论批评说：“禁止现金出口，停止中央、中交等银行钞票兑现，封锁库存现金，虽意在救一时之急，然国内外汇兑，必因之停止；国内外货物，必因之停运。完全断绝国内外之经济关系，使全国大部分金融枢纽之汉口，立于孤立地位。自行封锁焉，人民生计影响之大，社会经济关系之巨，姑不必论，在此金融封锁下之武汉政府，诚不知其政治军事将何以支持也。饮鸩止渴，渴止而毒发矣。电传党政府封锁各银行现金，不过四百万元，车薪杯水，何足救党政府之急，而数千万之滥钞，从此流毒于湘鄂，为人民所负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