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司马迁以下，不少史家都讲到过“势”，但真正赋予“势”以历史理论之明确含义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它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可以用宋人苏轼的话作为概括：“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曹冏）、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5]柳宗元认为历史变化是社会发展趋势决定的，这就赋予了“与时消息”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并把它向前推进了。
二、“时势”与“事理”
柳宗元用“势”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理论上的启示。宋人曾巩、范祖禹、苏轼和明清之际王夫之都各有阐发。曾巩撰《说势》一文，[6]其历史见解是折中于“用秦法”与“用周制”之间。文中所说“力小而易使，势便而易治”的“势”，是指一种综合的力以及这种力与力之间的对比，同柳宗元说的“势”的含义不尽相同。此文还批评“病封建者”与“病郡县者”二者“皆不得其理也”。章学诚说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由此可见一斑。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的话，进而阐发道：“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7]。范祖禹说的“时”，义颇近于柳宗元说的“势”。而苏轼对于“圣人”和“时”之辩证关系的阐发，则深得柳宗元论“势”的要指。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他说，“圣人”之“能”不在于“为时”而在于“不失时”，这是很机智地说明了“圣人”与“时”的关系。在他看来，“时”是客观的，能够认识并利用它的人，也就可以称为“圣人”了。基于这种认识，苏轼认为秦置郡县，“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8]。这些论述，用来注释柳宗元说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是很精彩的。苏轼自称“附益”柳说，自非虚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