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终于从人的方面找到了出路。《书·大诰》：“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书·康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于时。”这样一来，《诗》、《书》中的全部天道与天命的思想都得到了一个标准的显示器，它就是人心的向背。[118]于是，超越的天转化成为人文的天，也可以说，原为外在于人的超越变成了内在于人的超越。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史学在发生阶段就有了这样活泼泼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后又形成了中国史学的长期传统，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现象。
其次，中国古代史学在本质上是反实质主义的。这一点可以说正好与古希腊史学的特点相反。柯林武德曾经指出，古希腊人思想中有一种反历史的倾向（antihistorical tendency）。[119]当然，古希腊人的反历史倾向和他们的实质主义思想传统本来就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按照这样的对应关系，古代中国人思想中的反实质主义倾向正好是反对那种反历史倾向的。[120]具体说来，古代中国人与希腊人的认识不同之处是：在后者看来，知识或真理只能从永恒的常在中去把握，而在前者看来，知识或真理则必须从永恒的运动/变化中去把握。正如以上所引《尚书》、《诗经》的材料所显示，古代中国人不认为天或天命是一种不变之常，而是一种变化中的常；所以，对于这样变化中的常，不能用抽象的思辨去理解，而只能通过历史的运动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