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变革传统。
与文化保守传统相对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文化变革传统。这种文化变革传统,是在时代条件的激发下,思想家根据对此前的文化传统的省思,提出并通过社会实践进行的文化重构工作。在中国古代,所谓变革,一般指“变旧革新”,多指改革制度、法度而言。《礼记·大传》曰:“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这就是说,变革的范围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与此对应,亲亲、尊尊、长长之类的思想文化是“不可得变革者”。考诸秦汉以后的文化演进历程,不难看出,在总体上,文化变革传统的指涉对象,主要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的东西。这正应了汉代儒学宗师董仲舒的话:“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80]这种以“改制不易道”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文化变革,从理论实质上看,属于渐进而温和的改良。
以渐进而温和的改良为特征和目的的文化变革传统,充分体现在儒家学者身上。战国末期,荀子从时代条件出发,在孔孟儒家基本思想框架之内,援法入儒,既“隆礼”,又“重法”,把孔子仁礼一体的思想体系改铸为礼法结合的崭新体系,从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了儒家思想,在制度文化的层面更新了儒学面貌。汉代董仲舒根据大一统政治的需要,精心营建了一个严整的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而统合诸家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依据,明确要求统治者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建立新的文教制度和选官制度,以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官吏选拔制度和教育制度相结合: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同时也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局面。董仲舒的改制理论、三统三正的历史观等,都开创了此后中国文化变革传统的“范式”。唐代思想家韩愈的文化实践,便是这种变革“范式”在新形势下的翻版。韩愈既是儒学复兴的旗手,又是古文运动的健将,为了对抗佛道二教,恢复儒学昔日的权威,韩愈撰写了《原道》《原人》等著名论著,开启了儒学复兴的端绪。这对于魏晋以来的学术文化潮流,是高层次的拨乱反正,是对传统儒学的重构,也是对传统文化构架的重构。他所阐发的儒家博爱思想,所系统化、理论化的道统学说,既是对传统儒学的深化,更是对传统儒学的渐进而温和的变革。至于宋代大儒朱熹以儒学为母体,吸纳佛教的思辨结构,利用道教的宇宙生成图式,最终完成了儒学形态的更新,形成了成熟的理学体系,则更是中国古代文化变革传统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