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教导人们尊重自我与目的之间的距离，而当这一距离消失时，我们也就被淹没在一种陌生的环境中。但如果想要太完美无缺地确保这种距离，自由主义就会削弱它自己的洞察力。通过将自我置于政治学的领域之外，自由主义使人类行为主体成了一件信仰品，而非持续关注和关切的对象；成了一种政治的前提，而非政治之不确定的成就。这就失去了政治的动人品性，也失去了政治最激动人心的丰富可能性。它忽略了这样一种危险：在政治陷入危机之时，其可能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失望，而且还有混乱。同时它也遗忘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政治清明昌盛之际，我们在共同体中能够了解一种我们无法独自了解的善。
第二版前言：共同体主义的局限
自本书问世以来，政治哲学的景象已发生诸多改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被人们现今称作“自由主义—共同体主义”之争的书籍和文章犹如雪花似的涌现。与此同时，约翰·罗尔斯——其奠基性著作《正义论》成为我评论的首要焦点——以多种重要方式，重塑了他的理论。在本书第二版新增的最后一章里，我考察了罗尔斯在其近著中提出的经过修正的自由主义观点。在这篇前言中，我想表明对“共同体主义”这一标签的某种不安，这一标签已被贴到我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以下简称《局限》）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