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贾诩第二次在黄初年间的建言亦是如此：曹丕伐吴，并非是他的部将之中没有诸葛亮、陆逊那样的英才，其失利之关键在于曹丕本人好战而不善战、刚愎而又自用，当然是劳而无功。他若大胆建议曹丕放手任用臧霸、曹休、夏侯尚等人，令他们各当一面、各尽所长，必能大有斩获，又岂会在伐吴之役中郁郁而归？
其实，深究下去，我们可以发现：裴松之只看到了贾诩之计“未合当时之宜”的一面，而未洞彻贾诩献上此类“保守之计”的真正用意。贾诩念念以自保门户为重，深知“无过便是有功”。他表面上建议曹操父子以“不战而胜”为上策，说得是冠冕堂皇，而实则是让曹操父子“不战则无错，无错则无咎，无咎则不迁怒于己”。
归根到底，他如此进言，还是为了巧妙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也符合他一贯的处世风格：“多言则多失，少言则少失，不言则不失。”他宁可在曹操父子面前说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亦决不破格出奇、授人以柄。就凭这一点，贾诩堪称三国时期最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正是靠着这一份精致的利己主义作风，他才在魏宫夺嫡之争达到最激烈的关头精准出手，隐在幕后以刘表父子、袁绍父子之事例警醒曹操，为自己未来的主君曹丕献上了一份“大礼”。所以，曹丕刚一登基便回报了贾诩的暗助之功，立刻将他从亭侯升为了乡侯，从虚职升到了高位，还实打实地增邑三百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