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修养,吴与弼还在程颐“敬义挟持”说的基础上,提出“敬义挟持,实洗心之要法”的观点。他认为,心虽如明镜,却由于气禀之拘,物欲之蔽,而把它染上所谓物欲、邪思的尘埃。因此,他主张通过“敬义挟持”的工夫和读书穷理等集义工夫,加以“浣洗”,使心“莹澈昭融”而上达天理。他认为,“洗心”如同磨镜,去除尘埃,就能保持至虚至灵的心仍如明镜般“莹澈昭融”。正如他的诗云:“人心秉至灵,胡为自狼狈!十年磨一镜,渐觉尘埃退。”这显然是套用了佛教禅宗所谓“拂拭”明镜的说法。然而,尽管吴与弼只说心而不说理,但他仍受朱学观点的支配,承认心外有理。他的“存天理、去人欲”观正反映了他的思想特点。
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吴与弼更重视“主静”的涵养工夫。他提倡静坐、夜思的冥悟,如他在诗中言:“静坐超超独觉时,寸心凝敛绝邪思。聪明睿智何处在?昨圣之功信在斯。”又“思到此心收敛处,聪明睿智自然生”。刘宗周在《师说》中也称其学“刻苦自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由此可知,他的“静观”、“静观涵养”,静思冥悟,径求于心的门人陈献章衍化为心学的发端。所以说他的思想对阳明心学有开启之功,对明代朱学向心学的转换有重要的作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