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这样写，那就不是写真了，”堂吉诃德说，“而是撒谎。对于那些编历史的人，就应该像对造伪币的人一样把他们烧死。仅我的事情就足够写的了，我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还要写那些与此无关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这大概就像俗话说的：‘甭管这草那草……’实际上，作者只要写写我的想法、我的感叹、我的眼泪、我的良好的愿望和我的奋争，就足以写出厚厚的一大本了，厚得可以和托斯塔[5]所有的著作相比。实际上，学士大人，我现在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编写史书需要具有真知灼见。妙趣横生才谈得上大家手笔。在喜剧里，最愚蠢的角色才是最精明的形象，因为让人以为自己头脑简单的人其实头脑并不简单。历史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必须真实，有真实才有上帝。可是，总有些人胡编乱造，还把他们的书到处滥发。”
“不会有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书。”学士说。
“这倒无可置疑，”堂吉诃德说，“不过，常常是有的作者本来已经名声在外，可他的作品一出版，他的声誉却一落千丈，或者从此被人看不起了。”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桑乔说，“印刷出来的东西可以慢慢阅读，所以很容易挑出错来，特别是那些大作家的作品、那些才识出众的人。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历史学家总是或者经常受到那些自己没出过书却又特别热衷于给别人挑毛病的人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