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滔天的分析，是有相当见地的。康有为将“密诏”传布，且经改篡，表示他奉有“衣带诏”，是“奉诏”的，是能代表光绪旨意的；他在“密诏”上又加了“设法相救”“出外国求救”，为他的“勤王”复辟活动做舆论准备，表示“奉诏求救”[26]。因此，他拒绝了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争取，坚持保皇。
至于章太炎，他在日本也数度和孙中山相晤，并在孙中山的启发下，由“革政”转向革命。
早在1897年春，章太炎在上海担任《时务报》编辑时，“因阅西报，知伦敦使馆有逮捕孙逸仙事，因问梁启超：‘孙逸仙如何人？’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27]。1899年6月，他由台湾“渡日本”，经过梁启超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28]。7月17日（六月初十日）《致汪康年书》中谈到初晤后的感受：“兴公（指孙中山）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29]既誉“卓识”，又未深信，但心目中已对孙中山留下了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