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滔天的分析,是有相当见地的。康有为将“密诏”传布,且经改篡,表示他奉有“衣带诏”,是“奉诏”的,是能代表光绪旨意的;他在“密诏”上又加了“设法相救”“出外国求救”,为他的“勤王”复辟活动做舆论准备,表示“奉诏求救”[26]。因此,他拒绝了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争取,坚持保皇。
至于章太炎,他在日本也数度和孙中山相晤,并在孙中山的启发下,由“革政”转向革命。
早在1897年春,章太炎在上海担任《时务报》编辑时,“因阅西报,知伦敦使馆有逮捕孙逸仙事,因问梁启超:‘孙逸仙如何人?’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27]。1899年6月,他由台湾“渡日本”,经过梁启超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28]。7月17日(六月初十日)《致汪康年书》中谈到初晤后的感受:“兴公(指孙中山)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29]既誉“卓识”,又未深信,但心目中已对孙中山留下了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