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仲舒、韩婴去世之后， “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曾被选为昌邑王太傅”。曾任太尉、丞相的田蚡曾治“盘于诸书”,据注家解释，盘于二十六篇系兼儒、墨、名。法的杂家书，后转好儒术。
再如公孙弘，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后升为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便是武帝从儒家学者中提拔起来的。然而，公孙弘却是个“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又“著《公孙子》,言刑名事”,所以公孙弘是一位兼治儒、法两家的学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武帝强化法制的举措下，儒学经典如《春秋》也被当作法典使用。《史记·平准书》载“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狱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穷治之狱用矣”。董仲舒也“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上述这些现象，都可以视为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