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宋与之遇,师徒之覆败,所损尚浅,而人民之涂炭,受祸实深。经其剽略之地,元气大伤,不徒进取,即守御亦不易言矣。故魏欲避战,而宋斯时之长策,则在与之决战。欲与之决战,则非有骑兵不可。
《宋书·索虏传》论,谓彼我胜负,一言可蔽,由于走不逐飞。周朗亦云:“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宜蓄。”其言可谓深切著明。
终南北朝之世,北方非无可乘之机,而南方迄不能大捷,恢复境土者,无骑兵与之决胜于中原,实为一大原因,非徒宋世如此也。元嘉二十七年之役,沈庆之固陈不可,亦以马步不敌为言。
文帝顾云:“虏所恃惟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
何其言之易也?岂忘景平之覆辙邪?不特此也,文帝非不恭俭,然实非能用兵之人,而尤暗于择将。
王玄谟,怯懦之夫也,帝乃谓殷景仁曰:“问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此以口舌官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