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动了把安小男引荐给李牧光的念头。我尚未想明白在李牧光的生意里，安小男那样一个人到底能有什么用处，但既然李牧光看起来不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势利，又“做人正在兴头上”，那么就算他不能帮安小男谋个职位，出于同学之谊施以援手也是很可能的。但我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而是鞍前马后地送走了李牧光，又耗过了一个多星期，等到他从义乌回来，才打电话约上了安小男。
那天算是我为李牧光回美国而设的送行宴，除了安小男之外，还叫上了以前历史系的几个同学。大家都惊愕于李牧光的巨变，但也旋即就适应了全新的李牧光，进而拿出场面上那一套，驾轻就熟地和他套起“瓷”来。在纷飞的名片和酒杯中，安小男表现得比那天面对摄像机时还要无所适从。他佝偻着腰，深陷在沙发椅里，下巴都快与桌面齐平了，歪着脑袋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别人说话他插不进嘴，别人问他什么也完全接不上茬儿。或许他一直搞不明白我把他弄到这种场合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