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各自独立,互相不知道自己的引种行为,但这场从全球地理大发现时代发端,从南美洲辗转传播进入广东和福建的农业革命,即将剧烈地改写往后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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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曲折,就在番薯引入广东和福建后不久,中华帝国开始陷入了长期战乱之中,历经明末清初历时近百年的动荡,番薯这种本来可以利泽万民的超级农作物,竟然在广东和福建困阻不前,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广泛传播。
尽管明末清初长期动荡,但自从陈振龙引入番薯后,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且产量极高的番薯,使得以往常年“产米不敷”的福建人民,得以“足果其腹,灾不为荒”。当时,番薯在福建“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以至于当明末清初郑成功的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食官回答他,当地“唯有番薯”而已。
得益于番薯的广泛引种,福建人口也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173万,增加到了清朝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1500多万。
在中国农业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农业革命:第一次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朝开始大规模引种耐旱、早熟、相对高产的占城稻;第二次则是以番薯、玉米传入中国为代表掀起的食物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