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各自独立，互相不知道自己的引种行为，但这场从全球地理大发现时代发端，从南美洲辗转传播进入广东和福建的农业革命，即将剧烈地改写往后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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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曲折，就在番薯引入广东和福建后不久，中华帝国开始陷入了长期战乱之中，历经明末清初历时近百年的动荡，番薯这种本来可以利泽万民的超级农作物，竟然在广东和福建困阻不前，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广泛传播。
尽管明末清初长期动荡，但自从陈振龙引入番薯后，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且产量极高的番薯，使得以往常年“产米不敷”的福建人民，得以“足果其腹，灾不为荒”。当时，番薯在福建“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以至于当明末清初郑成功的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食官回答他，当地“唯有番薯”而已。
得益于番薯的广泛引种，福建人口也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173万，增加到了清朝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1500多万。
在中国农业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农业革命：第一次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朝开始大规模引种耐旱、早熟、相对高产的占城稻；第二次则是以番薯、玉米传入中国为代表掀起的食物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