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黄宗羲所说的也的确是一种事实，在东汉虽有“十常侍”乱政，但却也有清流士大夫的反对和外戚集团的牵制；在唐朝宦官虽然可以废立皇帝，但是他们的权势基本上只能在长安城中生效，受藩镇割据的影响，驻扎在各地的藩镇节度使们不仅不怕朝中的“宦官”，反而对他们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只有在明朝，“士大夫之大有作为者，亦往往有宦官为之助而始有以自见”，到了后面更是“欲为士大夫任天下事，非得一阉为内主不能有济。”事实上，明朝宦官专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司礼太监掌握了“批红”的权力，这就使得“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相权转归之寺人”。同时，司礼太监掌握了“批红”权力的一个必要前提则是太监必须要有文化，不然的话他们根本看不懂内阁的“票拟”内容。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明朝的宦官专权，那就是“太监不可怕，就怕太监有文化”。那么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明朝的宦官是如何拥有文化的呢，又是怎样拥有文化的呢？如果想搜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要去看明朝前期的历史了。事实上，正是明朝前期几位皇帝赋予了宦官享受教育的权利，从而为后期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