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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的索取是无度的，徽商在乾隆朝迎来巅峰之际，也是其衰落之时。
以乾隆朝第一红顶商人、扬州徽商江春为例，乾隆多达六次下江南、清廷没完没了的政治接待，以及不停的政治“捐纳”任务，也让一度富可敌国的江春濒于破产，除了乾隆下江南时要接待“奉献”外，在乾隆没下江南的日子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江春就为皇太后八十寿诞捐银2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银400万两；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黄河筑堤，江春捐银2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江春又被迫“捐献”军费200万两，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的贿赂和政治接待更是几乎耗尽了江春的家底。
到江春晚年，江家日益败落，江春在1789年死后，道光年间，财务日渐亏空的清廷随后以整顿盐务为名，逼令江家必须再交出40万两银子，而家底已经掏空的江家后代无力支付巨额罚款，最终惨遭抄家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