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多数人感觉不到，因为那样的物质文明，不是道义层面的，洋务运动的人物，在历史上，没有崇高的地位。
美国作家阿瑟·史密斯（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传教士作家，在那个年代在华居住了22年），他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写道：“或许这就是张之洞呈递主张修建铁路的奏折时，脑子里半成型的想法，他认为铁路可排除河道运输可能发生的许多危险，‘例如水手的偷窃行为’。然而，物质文明的积累能够消除道德弊病吗？铁路能够保证其雇员和老板都诚实吗？……在中国，物质文明不会创造出西方那样的环境，除非创造西方环境的因素，能够在中国产生同样的结果。”他要得到的结果是，要把“投票箱引入中国”，“以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因此，史密斯在1906年返美后，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午宴上，他向总统建议美国可以退还庚子赔款给清朝：办法“就是把20000万的庚子赔款要用在于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总统将这一建议提交国会，终于通过，这个退款成就了清华大学的创办。“其他各国也都跟着美国的脚步把庚款一一退还中国了（潘光旦语：《中国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