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多数人感觉不到,因为那样的物质文明,不是道义层面的,洋务运动的人物,在历史上,没有崇高的地位。
美国作家阿瑟·史密斯(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传教士作家,在那个年代在华居住了22年),他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写道:“或许这就是张之洞呈递主张修建铁路的奏折时,脑子里半成型的想法,他认为铁路可排除河道运输可能发生的许多危险,‘例如水手的偷窃行为’。然而,物质文明的积累能够消除道德弊病吗?铁路能够保证其雇员和老板都诚实吗?……在中国,物质文明不会创造出西方那样的环境,除非创造西方环境的因素,能够在中国产生同样的结果。”他要得到的结果是,要把“投票箱引入中国”,“以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因此,史密斯在1906年返美后,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午宴上,他向总统建议美国可以退还庚子赔款给清朝:办法“就是把20000万的庚子赔款要用在于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总统将这一建议提交国会,终于通过,这个退款成就了清华大学的创办。“其他各国也都跟着美国的脚步把庚款一一退还中国了(潘光旦语:《中国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