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通过官方——黄华这一条正式通道与中共协商中美关系的同时，他还通过所谓民间的渠道试图获悉中共的外交意图，那就是他还通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陈铭枢，以及他心目中的“第三种人”的代表罗隆基为之牵线、帮忙。
陈铭枢，广东合浦人，字真如，生于一八九○年。他早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南洋陆军中学，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是粤系中的著名将领。后参加北伐，曾任武汉警备司令、总政训练部部长等军职。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因参加福建事变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抗战胜利后发起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上海解放不久，他应毛泽东、周恩来等邀请，北上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行前，他于六月十日在南京会见司徒雷登。他们二人会谈的中心议题，司徒雷登请陈铭枢在北平期间，“探问是否有与中共最高领导会晤的可能”。对此，陈铭枢答应帮办。接着，就辞别司徒雷登，乘车北上，参加政协筹备会议。
罗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早年留学美国，是有名的民主人士。早年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新闻工作，边倡行美国的自由主义，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解放战争爆发之后，作为民盟的负责人留在上海，后与张澜同住虹桥疗养院，被国民党特务软禁。上海解放前夕，由中共地下党营救脱险。恰在这时，毛泽东向张澜和他发来电文，邀请他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司徒雷登获悉这一消息之后，遂由南京赶往上海“约见罗隆基，托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中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支援”。笔者暂不论及美国政府能否给予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支援，但其代价是明确的：中国必须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一样听美国的话，毛泽东也必须像蒋介石那样唯美国是从。这就是司徒雷登，以及美国政府对待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全部用心！由于身体原因，罗隆基和张澜没有北上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因此，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前，罗隆基没有把他的口信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