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通过官方——黄华这一条正式通道与中共协商中美关系的同时,他还通过所谓民间的渠道试图获悉中共的外交意图,那就是他还通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陈铭枢,以及他心目中的“第三种人”的代表罗隆基为之牵线、帮忙。
陈铭枢,广东合浦人,字真如,生于一八九○年。他早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南洋陆军中学,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是粤系中的著名将领。后参加北伐,曾任武汉警备司令、总政训练部部长等军职。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因参加福建事变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抗战胜利后发起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上海解放不久,他应毛泽东、周恩来等邀请,北上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行前,他于六月十日在南京会见司徒雷登。他们二人会谈的中心议题,司徒雷登请陈铭枢在北平期间,“探问是否有与中共最高领导会晤的可能”。对此,陈铭枢答应帮办。接着,就辞别司徒雷登,乘车北上,参加政协筹备会议。
罗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早年留学美国,是有名的民主人士。早年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新闻工作,边倡行美国的自由主义,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解放战争爆发之后,作为民盟的负责人留在上海,后与张澜同住虹桥疗养院,被国民党特务软禁。上海解放前夕,由中共地下党营救脱险。恰在这时,毛泽东向张澜和他发来电文,邀请他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司徒雷登获悉这一消息之后,遂由南京赶往上海“约见罗隆基,托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中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支援”。笔者暂不论及美国政府能否给予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支援,但其代价是明确的:中国必须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一样听美国的话,毛泽东也必须像蒋介石那样唯美国是从。这就是司徒雷登,以及美国政府对待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全部用心!由于身体原因,罗隆基和张澜没有北上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因此,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前,罗隆基没有把他的口信捎到。